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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与世俗文法战者十之五六”

发布时间:2019-06-19 11:06 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

  咸丰九年,有一个神秘人物带着数名随从出现在桐城,他自称是来自北京访察各地军务的大员,行动故作诡秘,说话神神叨叨,有大员被他的气场俘虏,对他施以君臣之礼,他也公然接受不辞。人们纷纷以为是亲王贵戚甚至是皇帝本人微服私访者,惊疑不已。

  他以黄纸为诏,命一知县送达曾国藩大营。曾国藩览其“诏”,文中有时自称“予”,有时自称“朕”,“文理荒纰,字多讹误”。但字里行间,似乎又颇透露了一些京城政治内幕。如果放在以前,曾国藩一定会迅速逮捕其人,送达京师治罪。但此时的曾国藩已经洞彻“不生不灭”法的妙处,不想因此“兴起大狱”,将此信放在一边,“置之不问亦不究”。此人见讹诈曾国藩不成,转而“传诏”于湖广总督官文,官文执其人审问,“不得实,亦未深究”,此人“后遂不知下落。”

  晚年曾国藩也像其他老滑官僚一样,熟练运用官场之“展”字诀,将许多棘手之事一拖了之。因为粮饷问题,地方财政上出现许多亏空,曾国藩拈用“展”字,来一个“累年相承”,今年拖明年,明年拖后年,最后不了了之。有时他还以此诀授之属下,比如他在致万启琛的一封信中说:“累年相承旧债,列入亏空项下,以一展字了之,此官场中之秘诀也。”

  李秀成被俘之后,曾国藩首先对他进行攻心,套取他需要的资料情报。他几次面讯李秀成,虽称“讯”,却态度谦和,言语体贴。和李秀成交谈过程中,他也表现出一派真实不欺、推心置腹的神态,对李的才华表示赞赏,对他“误入歧途”则深表惋惜。李秀成为曾国藩的魅力所倾倒,在自述中说曾国藩“有仁爱”、“有德化之心”,对他“恩情厚义”。从李秀成“昨夜深惠厚情”等话语来判断,曾国藩当对李秀成有过暗示,比如许诺将为他向朝廷乞恩。这令李秀成抱有幻想,一时意志动摇,从而写下了数万言的自述书。

  然而拿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之后,曾国藩却迫不及待地违反朝廷献俘北京的命令,提早在南京杀了李秀成。因为一旦将李献俘到京城,湘军中一些不可告人的机密也许就会曝光。当然,提杀李秀成的过程仍然进行得周到而富于人情味儿。曾国藩特意派自己的高级幕僚李鸿裔面见李秀成,向他通报“国法难逭,不能开脱”,告诉他将于当天将他处死。这一行动既表达了对李秀成的尊重,也展示了自己那“直言不讳”、“开诚布公”的作风。曾国藩也并未按自己汇报中所说的那样将李千刀万剐,而是斩首了事。事后将李氏之头传首诸军,尸体仍赏给棺材一口,进行葬殓。李秀成临死前对曾国藩仍然毫无怨意,说:“中堂厚德,铭刻不忘。今世已误,来生图报!”

  曾国藩生平以“诚”自命,然而在向朝廷抄录李秀成自述时,他却多处作伪。经罗尔纲等人考证,曾国藩在李秀成原稿上进行了以下几处关键修改:

  一是关于洪秀全死因,李秀成手迹本称“天王斯时已病甚重,此人之病,不食药方,任病任好,不好亦不服药也,是以四月廿一日亡”。说明洪秀全病死。曾国藩为了夸大曾国荃的战功,将段话改为:“因九帅(曾国荃)之兵,处处地道近城,天王斯时焦虑,日日烦躁,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。”以证明洪氏直接死于曾国荃的军事压力之下。

  二是李秀成被俘经过。李秀成是在只身一人逃难过程中,被“两个奸民”捉获,解送清营。如果照此汇报,则李秀成之被俘,与湘军本无关系。曾国藩却在原稿上,用朱笔把“是以被两个奸民”七字勾去,“获拿”两字倒调,改为“遂被曾帅官兵拿获”。到抄送清廷及付印时,又改为“遂被曾帅追兵拿获”。

  三是李秀成冲出天京的时间。李秀成的原话是:“初更之后,舍死领头冲锋,由九帅放倒城墙而出,君臣舍命冲出关来。”而曾国藩用墨笔把“初”字改为“四”字,把“初更”改为“四更”。初更是傍晚十九时至二十时之间,天刚黑,就被太平军冲出,曾国荃是要受处分的,而改到四更(第二天一时),就减轻了他的责任。

  四是删改天朝十误之第十误。《李秀成自述》中总结了太平天国政治的十大失误,第十误原稿为“误立政无章”。曾国藩将这一条改为:“十、误不应专保天京,扯动各处兵马。”这样一改,不但夸大了曾国荃攻克天京的首功,又把李鸿章攻陷江苏和左宗棠攻陷浙江之功都解释为太平军把江、浙的军队调回保卫天京。

  吴方在《传送思想的能量与局限由曾国藩看历史的来龙去脉》中对曾国藩的复杂性有过精彩的分析:“以王霸杂术持身、用人、施政、御军,曾国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把握住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,有原则也有灵活性,亦即宗经而不舍权变。他有两手、三手而不是只有一手”,“降及晚清,这种两手式的格局(儒学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),又由曾国藩来实践了一回。说他那理学姿态是假的也罢,情况确实坏到不假不成的地步,因此曾国藩又可以说真诚的伪饰。这大概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种尴尬的真相。”

  虽然后世史家揪出了曾国藩这么多“作伪”的证据,但是平心而论,我们不得不承认,曾国藩在晚清封疆大吏中仍然是对朝廷最忠诚的。除了极少数涉及其家族、兄弟及故旧利益之处外,在绝大多数时候,他对上对下,都贯彻了以诚相待、以拙胜巧的原则。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,他一贯不计自身利害,以身报国。比如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,他为了国家利益,就不惜负起“卖国”罪名,甘当“替罪羊”,使自己多年英名,毁于一旦。以至李鸿章在当年八月二十一日信中说:“吾师莅津后,章疏皆系老实话,每为人所挟持,此鸿章所不敢出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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